呂秋遠／律師
台灣高等法院對於趙藤雄的行賄案，二審判處緩刑五年，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反應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這樣的說法對於司法體系或許過於沉重，但仍然反映出多數民眾的心態：「為何趙藤雄可以免於牢獄之災？如果發生在老百姓身上，可以有同等機會嗎？」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趙藤雄在去年12月9日辯論終結後，才以訴狀提出認罪的請求，甚至連一審無罪部分也一併認罪，高等法院則是因應訴狀再開辯論，就辯護的策略而言，其實相當冒險。因為《刑法》規定，判決最終結果必須在二年以下才有機會取得緩刑，是以實務上有兩個關卡要過，首先是法院必須在三個案件的認定上，都給予二年以下的刑期，而且合併三個案件的刑期時，加總也不能超過二年。其次才是法院針對這個加總的二年以下判決結果，認為不適合執行，所以給予緩刑。
如果不考量本案的特殊狀況，趙藤雄本人確實有緩刑的基本條件。他沒有前科，當然沒有累犯的情況，所犯者也是三年以下的罪行，就法論法而言，法官確實有給予緩刑的空間。另外在司法實務上，如果要給予被告緩刑的機會，除了上開要件外，還會有兩個附加條件：被告必須認罪，以及檢察官或被害人必須同意。這不是法條規定的要件，但往往在審判時，法官都會要求被告取得被害人的和解或是檢察官的同意，才會考慮給予被告這麼好的待遇。畢竟一旦緩刑，除了不需要執行判決（繳交罰金或入獄服刑）外，緩刑時間經過，被告又不會有前科，因此實務上給予被告緩刑，通常會比較慎重。
就本件判決結果而言，趙藤雄取得緩刑的特殊之處也就是在這裡：高檢署的檢察官並未同意緩刑。法院只有在最後量刑的陳述時，詢問檢察官意見，而檢察官認為不宜給予緩刑，而且希望從重量刑。在過去的實務經驗中，倘若檢察官不願意同意，被告就不容易有機會取得緩刑，法院必須至少獲得檢察官的「默示同意」，例如：「請鈞院依法處理」這樣的陳述；如果檢察官明白表示，強烈反對給予被告緩刑，則一般人鮮少有機會取得緩刑處遇。這當然是許多被告與辯護人在法院裡較為無奈之處，因為法無明文，但實務卻要求如此。
所以，當趙藤雄案件判決中，即使檢察官強烈反對，但他仍然取得緩刑之時，就會造成許多民眾對於這樣的判決不滿，甚至有人會認為「衙門八字開，無錢有理莫進來」。就本案的犯罪動機來說，趙藤雄當然是為了錢，所以法院要求趙藤雄捐出兩億元才能取得緩刑，其中的動機或許是為了讓被告覺得痛，畢竟二億元對於一般人而言，是一筆天文數字，讓趙藤雄把所得繳出二億元，總比讓趙藤雄進入監獄，但是國庫一無所得要來得好。然而，這種想法卻會讓人無意中產生清朝和珅的「議罪銀」之譏，繳錢就能免關？有錢真好，不是嗎？
趙藤雄認罪、葉世文重判、國庫進帳二億元，這樣的法院判決結果不能說有違法之處。只是當法院在其他案件的量刑時，能否也同等的考慮其他被告有相同情況而給予類似待遇？否則就一般民眾的觀感而言，「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印象將會不斷的圍繞在司法的大門高牆之側，對於司法的信任度勢必也會大打折扣，這或許是法院在處理重大矚目案件時，是否可以給予緩刑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