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戰爭的日常化
2015年11月13日週五晚間，七名持炸彈與自動步槍的歹徒闖入象徵典型法式夜生活的酒吧、小劇場與足球場外圍，以幾近槍決的方式襲擊在場民眾，最後引爆自身腰帶上的炸彈，自戕而亡。目前，已知有129人死亡，300多人受輕重傷。一夕之間，一場襲擊摧毀了長久以來為世人熟悉的巴黎夜生活的景象。隨著法國總統歐蘭德即刻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巴黎不再是浪漫花都，而是戰爭現場。「戰爭日常化」的時代終於隨著歐蘭德的強烈宣誓來到西歐人的眼前。
一直到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西方國家維持一貫政策，極力將戰場限制在國境之外。中東與北非的沙漠是石油的膏腴之地，也是西方諸國一再宣示其作為「正義與和平代言人」的戰場，反映出西方帝國主義如何在中東擴張，伊斯蘭教長年的教義矛盾又如何捲起一波波的武力紛爭。兩股勢力在阿拉伯半島上交錯，塵土飛揚，中東終未見歷史塵埃落定的一天。
然而，911事件的發生，使西方人民驚覺於自外地闖入的威脅。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事件兇嫌的英國籍身份，更讓歐洲人震驚無語。 原來，「威脅」不一定來自他方，而是在西方社會內部萌芽、浮現。10年後的巴黎，因發現兇嫌持有法國籍而再一次掀起歐洲內部的恐慌。法國強烈呼籲歐盟必須有效管制邊境，英國則出現要強化槍枝管制的聲浪。一種美好生活的意象正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人們持續追問彼此的政治身份與宗教信仰，一場「敵我劃分」的生活邏輯隨著槍響與砲聲，迫使歐洲人的日常成為恐怖主義與西方世界的延伸戰場。
歐蘭德宣示法國進入戰爭狀態（state of war）。歐巴馬則強調那一夜發生在巴黎的罪行絕對是對人道普世價值的挑戰（humanity as global value），美國將會持續並強化對伊斯蘭國的空襲。對此語境，我們必須小心的是，戰爭的本質與正義無關。戰爭的本質是衝突、是矛盾、是鬥爭。換句話說，在戰爭的實境裡，沒有一方的立場是絕對的正義。戰爭不應當作為審判的途徑。歐蘭德的話語與政治行動顯示，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他將傾盡全力保衛法國。然而，緊急狀態的實現也意味著法國軍隊的槍桿子將有一部分對著人民。一場同時對內與對外的戰爭正式展開。換句話說，當法國邊境持續受到嚴格管制，境內的法國人民亦在某種意義上以「潛在敵人」的政治身份承受法國政府挑起的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擬戰爭」狀態。
自由出讓：「國家」與「人民」間的矛盾
人在巴黎的知名學者Judith Butler給英語世界最大的獨立出版商Verso Books捎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毫無疑問，巴黎所承受的傷害絕對是極端份子對法國一向自豪的「自由價值」最嚴峻的挑戰。然而，當法國人民集結於共和國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為逝去的生命與受到損害的自由默哀之時，緊急狀態的宣示與其相應的修憲提議卻示意著「為了捍衛自由，人民必須讓渡一部分自由的權利給國家」，藉以換回安穩生活。 911之後，我們都見證了美國如何變成一個全世界最神經質的國家。這幾年，我們時有耳聞CIA監控的醜聞。不論是邊境管制或是社會控制，為了捍衛自由，美國人民的權利讓渡一讓就是14年，即使歐巴馬上台仍未見解除。可是，恐怖主義還存在著，以自由為名犧牲的生命也從未少過。在「成效不彰」的處境下，眼見法國已決意步上美國的後塵，我們也再次看見「國家」與「人民」之間本質性的矛盾。
在現代國家框架底下，人們的政治生活受到國家與憲法定義；一切權利的保障必須通過爭取國家的肯認而實現。然而，在巴黎凶案後，為了排除任何極端主義的威脅，在往後的日子裡，法國人民必須接受國家將人民視為極端主義的「可能份子」。換句話說，以人道為名、以正義為名、以自由為名；人們必須承受不自由的，可能遭逢國家壓迫的風險。在極端主義之外，國境之內，國家的存在似乎成為一把雙面刃：它作為我們政治生活唯一的屏障，同時卻如極端主義般令人恐懼。
而在國境之外，法國以人道主義為名，強化對中東世界的空襲。人道主義通過暴力而實現。或許有人會說，空襲是面對巴黎凶案的必要回應。然而，我們又將如何確保，空襲下的目標都是「死有餘辜」的？又或者如美國空襲擊斃ISIS部分首腦後，工黨領袖Jeremy Corbyn的提問：「戰爭始終都是謀殺。如果可以，為何我們不將他引渡審判？」曾被囚禁於ISIS人質營長達10個月的Nicolas Henin，在近身觀察ISIS的後台後表示，復仇式的空襲或許是表達憤怒的有效方式，卻會掉入ISIS的陷阱之中。因為他們要的就是掀起一場又一場的仇恨與對峙。
如果保護「人民」是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目的，面對恐攻凶手的「在地化」以及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法國人民似乎難以確認，歐蘭德強勢主導企圖修憲以擴充行政權範圍的政治手段，企求保衛的是其人民的政治生活，還是掀起另一波存有疑問的殺戮？我們似乎尚未預見共和國廣場上對自由的哀悼的終點。
凶案之後：人民的內部對決
巴黎凶案之後，首當其衝的是法國穆斯林社群。歐洲第二大清真寺的巴黎大清真寺教長Dalil Boubakeur表示整個穆斯林社群全力譴責巴黎凶案的凶手與其背後的極端勢力。同時，穆斯林社群將會與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並戮力支持法國總統的政治決策。 回顧今年一月的查理週刊凶案，Boubakeur也代表穆斯林社群於第一時間對受難者表示哀悼，並強調「我是穆斯林，我是查理」（I'm Muslim, I'm Charlie）。然而，這樣的政治表態絕對不僅止於宣示人道主義。我們都清楚，穆斯林社群是為了其後可能掀起的社會排斥浪潮而被迫率先表態。911之後，西方社會的穆斯林社群總是背負著向世界說明自身政治立場的「責任」，而此等必須自我揭露、自我承諾的邏輯並不必然保證他們的安穩。然而，擁有天主教與基督教信仰的人民卻從未背負向社會揭露自我政治認同的壓力。在歐蘭德宣佈進入戰爭狀態之前，法國與移民已長期處在逐漸高張的緊張關係中。特別是來自北非與中東的移民。當局勢已不利於伊斯蘭移民的同時，此次凶案的凶手有一位疑似利用難民身份進入法國，另有兩位為阿爾及利亞後裔，無疑對穆斯林與北非移民的生活前景添上一層霜雪。
難民的大量移入與極端主義往移民社會中擴散的趨勢逐步鬆動了法國乃至歐洲的邊界。極端主義的無國界特質攫住世上大部份個體體內恐懼的因子。我們可以想像，在不遠的未來，面對逐步升高的反難民聲浪與決心「強勢回應」極端主義的法國，一場處於社會內部的人民對決將於歐陸社會中蔓延開來。譬如，波蘭於凶案後再一次強烈表態退出歐盟的難民收容計畫；德國面對國際輿論怪罪；英國則更加強化與歐盟保持距離的姿態。在世界的眼前，難民、移民與極端份子的臉孔糊成一片，被「極端主義」的恐懼所籠罩。可是，沒有一種政治路線是無中生有，獨自茁壯的。歐陸的社會生活中，生命之間隱然出現了階序，永不退席的排擠與壓迫或許才是極端主義突破歐陸邊界的催化劑。而誰是真正的凶手，誰又敢宣稱誰的社會不存在族群歧視？
未見終點的哀悼
殘酷之後，我看著多張英法媒體上刊登的人們劫後餘生相互撫慰的相片，心裡在想，大多數的我們都貪生怕死，而面對「威脅」，我們經常忽視凶案中的殺手本來也是一個個體，可能對人生有過一些想像。我們無從得知，他們在哪一個時間點，轉向追求必須讓自己與他人付出生命的另一種選擇。英美用14年的時間告訴世人，用自由交換戰爭對於美好生活的保障並不總是有效，有時更糟。而在這些駭人聽聞的案件之前，歐陸社會各社群的內部矛盾由來已久。從移民看巴黎，這座城市本來就有它極為不浪漫，甚至殘酷的那一面。我不確定，法國人民此次讓出自身的部分自由給歐蘭德，甚至將自己置放在國家監控的鏡頭下，是否真能換回原有的安穩生活。我所擔心的是，或許我們並不只是在哀悼因恐怖攻擊或者西方對中東開戰而逝去的無辜生命；而是，當回顧英美自90年代起長期介入巴爾幹半島、中東地區與非洲的政治紛爭，人道主義作為戰爭的理由或甚是誘惑，可能將無限期延宕和平時代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