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維治(藥師)
「民粹」一詞，在當今的國內外，對其涵義及定義莫衷ㄧ是，並且很容易與「民主」產生混淆，然而民粹在國內被普遍地認為是一個負面的名詞，筆者嚐試藉由此文，來釐清民主與民粹之間的差別。
民主的意涵，簡單地說，就是人民做主。但畢竟國事如麻，在凡事講求效率的現代社會，若每件眾人之事都由人民做決定，必然曠日費時且勞民傷財。因而在一些先進的民主國家，發展出了代議政治，經由人民投票選出具代表性的代議士，代替人民行使權力，這樣的權力，屬於一種間接民權。
然而在面對重大爭議性的議題時，人民又希望能從代議士的手上，取回權力，行使直接民權。因為重大爭議性議題，必定是人民所重視且關係重大、影響深遠的，人民希望從自己的手上，決定自己未來的命運。
有為數不少的人，其中包括專家、學者和政治人物，認為專業性問題，應該要由專業人士來決定，但事實上，這是有盲點的。因為重大爭議，不僅僅可能發生在一般人民身上，也可能發生在專家身上，特別是在政黨間對立強烈且國家認同嚴重錯亂的台灣，政治力常常會介入及左右專業領域。如核四的興建與否，在專家、學者群裡，就有明顯的意見分歧。核四的興建若由專家決定，那麼要由誰來選定做決定的專家呢？服貿、貨貿條例的審查及表決亦然。因此筆者認為，重大爭議性公共議題，不論具不具備專業性，都應該由政府委託各方代表或專家，進行評估和交叉辯論，並向人民做詳細地解說後，還是由人民以公投的方式，行使直接民權來決定。
公投的精神及意義，在於「多數的ㄧ方決定」與「全體的共同承擔」。經由公民投票，人民選出一條未來攜手同行的道路，如同舟一命的生命共同體，航向共同的方向與目標，並共同地承擔風險與命運。
公投只適於解決選擇題，並不適於解決是非題。因為是與非必須要用法、用理來論斷，一般的人民並不具備執法的能立及權力，不能用公投來論斷是與非。
是非是絕對的，排它性的；選擇是相對的，並且有中間路線。例如：台灣目前的現狀是不是一個國家，是要用憲法、國際法來解決的，而不是一個由台灣人民決定，更不是由對岸中國人民決定的選擇題。若台灣不是一個國家，那麼台灣要不要獨立，則是一個選擇題而非是非題；台灣屬不屬於中國的ㄧ部分，是一個是非題，非選擇題。若台灣不屬於中國的ㄧ部分，那麼台灣要不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則是一個選擇題而非是非題。不同的選擇，各有其不同的利弊得失，應該是可以讓人民共同來決定。
「民粹」則是以不當的手段或目的，而訴諸直接民意的反體制運動。
部分的國人會認為，群眾的示威、遊行、罷工、抗議、絕食等運動，是在搞民粹。但憲法賦予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只要過程和平、理性，此類活動在民主國家中，都是被允許的。群眾運動的意義，在於喚起人民的注意，並爭取人民的認同，最終還是須經過民主的程序，藉由全民的力量、集體的智慧來改變體制。
所謂民粹式的不當手段是指，以群眾的言語暴力或肢體暴力，製造社會的動亂，來對政府或特定團體施壓。台灣這幾年出現了親中的既紅又黑政團，經常在政治理念不同的團體，進行合法集會時，前去挑臖並製造衝突，企圖施加外在的暴力及內在的恐懼於不同陣營，來達成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的。。
至於太陽花學運中，學生佔領立法院；及反課綱學運中，學生潛入教育部。雖然手段是不法的，但學生們會發起這樣的運動，是因為政府企圖強行推動，違反多數民意的政策，加上台灣的政黨政治不健全以及公投、罷免法形同虛設所造成。學生只針對制度面做訴求，並沒有傷害任何民眾。
民粹式的不當目的則是指，用直接民意來決定是非。一九六六年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共產黨扇動人民及紅衛兵，來從事政治鬥爭，用人民及紅衛兵，來決定是與非的例子。這類例子比較常發生在極權、獨裁或是法制較不健全的國家。台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時代，也常常發生這樣的情形。有案在身或是在法律上具爭議性的政治人物，可經由選舉當選而漂白，經由人民的公投，來決定他的有罪或無罪，落選被關、當選過關，司法的怠惰及人民的縱容，讓台灣過去曾面臨黑道治國的危機。
馬政府及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經常把藉由群眾運動來表達民意或政治訴求的活動，扣上民粹的大帽子。這樣的心態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民萃」，充分地表露出菁英份子的知識與權力的傲慢，如此的民萃，將導致「民脆」，讓民主崩壞、脆弱。
公投不是洪水猛獸而是民主的展現；公投不是決定是非而是決定選擇。我們不能因為立法機關的政黨惡鬥，造成公投法的處處設限，而忽略了人民公投的權力。有了公投的權力，人民會學習承擔公投後的責任，進而追求承擔責任後的榮譽，最終能和孕育自己生長的土地及人民命運與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