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蕭伶伃（蘋果國際觀察員，倫敦）
「1945年1月27日，週六。嚴寒，沒有融化的跡象。收到來自喬治的信。傑克森先生因火箭砲擊負傷。一整天下來，胸口因寒冷感到非常疼痛。寫了信給喬治，之後做了針織並在傍晚休息。和大家一同煮食。備忘：俄羅斯持續挺進，距離柏林150英里。報紙說截至週六距離100里。」
這是英國Cotswolds地區的英國婦人Alice Gwendoline Boniface於二次大戰期間寫下的一篇日記。這天，是納粹於歐陸戰場的惡之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迎接盟軍解放的日子。然而，對於身處英國的Boniface來說，戰爭還在她的日記中殘忍地行進著。相熟或不相熟的親友持續在遠方的戰場上直面還未停歇的殺戮。儘管納粹集中營正式踏出成為過去式的第一步，歐陸上的二次大戰仍未終結。
戰爭摧毀了人們原有的日常時間感。回顧Boniface自1945年1月起一整年的日記，可以看見一個生活原本距離政治極為遙遠的女性，努力地在長達六年的戰事中維持著穩定的生活步調，同時持續在日記的結尾記錄戰事進展。儘管並未站上前線，Boniface一部份的生活留在Cotswolds，隨著季節流轉，另一部份則困在戰爭的對峙中。面對被撕成兩半的生活，Boniface無疑是受戰爭波及的受難者。
英國人的戰爭記憶不僅限於歐陸。戰時身處南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戰場上的英國老兵Charles Whitehead回憶起當Batavia（現稱雅加達）淪陷時，他與五位同袍在叢林大雨中驚險逃難，最終仍遭日軍俘虜超過兩年，在營養不足的困境中被迫持續勞動。日軍在當地設置了一家簡陋的醫院，專門醫治因過度勞動而病倒的俘虜。Whitehead回憶道：「我曾經因此而入院，然而當我好轉一些時，又必須即刻返回勞動的行列。」對日軍而言，設置醫療機構並非基於人道理由，而是企圖極大化對每一個勞動力的使用。一直到戰後，Whitehead才發現自己在這段期間，被英國政府列為失蹤人口長達2年6個月。
在戰爭的現場，敵人的臉孔並非全是面目可憎。隨著被俘虜的時間越來越長，Whitehead感覺到伙食越來越好，米食的量越來越充足。他甚至與日籍的守衛展開一段短暫而友善的互動。年邁的Whitehead將半世紀前這段苦難中的片段溫暖歸因於戰爭正步入尾聲，而日軍知道自己終將輸掉一切。在其後越來越多類似的敘事中，我們逐漸了解到，戰爭中的惡人與善人無法如此簡單劃分。然而，人與人之間那些看似「例外」的互動情景往往不見容於大歷史的敘事洪流。
一直到1945年夏天，戰爭隨著日軍的投降而結束，漫長的戰爭終告落幕，而關於記憶的工程才正要展開。時光荏苒，當終戰邁向60週年之際，英國廣播公司提出「人民的戰爭」(people's war)計畫，邀集英國人民提供自身關於二戰的各種素材，並全面數位化提供免費線上閱覽。耗費近3年時間，蒐集到47,000個故事與15,000張圖像，包含相片、日記、書信與文件。上述諸多故事便是此項計劃成果的一部分。回顧英國長年投入戰爭記憶工作的軌跡，透過一年又一年反覆地紀念戰爭，英國政府試圖提醒人們戰爭對社會造成的傷害與和平的重要性。
然而，探究「戰爭如何被記憶」的細節，二戰記憶其實是競爭奪食的版圖。比方說，我們在二次大戰的思維中，往往將英美同盟與軸心國的對峙視為善人與惡人間的對抗。以納粹與日軍為主的惡人形象深植於同盟國聯盟底下的人民心中，甚至深刻揉塑了戰後70年來的後設敘事。記憶的敘事逐漸被簡化成：傷人的軸心國與被傷害的同盟國。
這樣的敘事邏輯其實存在許多問題。在二次大戰期間，包含猶太人在內的許多德籍人民曾經逃難到英國，並對英國政府宣示效忠。面對一批批的「政治難民」，英國政府在提供政治庇護的同時，對他們進行徹底的身家調查。參與過盟軍先鋒部隊的Anson Colin表示，當年為了掩飾自己的過往，他改了姓氏，並接受專業訓練以掩蓋自己的口音；並為自己的過去捏造了一個說法，以應對被俘虜的可能遭遇。Colin有意識的自我偽裝使他在盟軍中獲得英軍公平的對待。可是，戰後成為盟軍俘虜的納粹卻在英國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
於倫敦最奢華的肯辛頓宮花園所在的路上，有三棟相連的宏偉建築，曾經是1940年7月至1948年9月間英國最秘密的軍事設施之一：由軍情單位MI19主導的聯合勤務審訊中心，又稱倫敦籠(London Cage)。根據檔案，倫敦籠曾有一部分用於刑求；總計有3,573位納粹軍官與士兵在此受到系統性的拷問；超過1000位納粹士兵在刑求取供下自白其戰爭罪行。一直到1948年，仍有部分德籍民兵在此遭受審訊。對此歷史場景，英國衛報2005年的報導下了這麼一個注腳：殘酷並未隨著戰爭的結束遠去。而London Cage的存在終究還是記憶的禁忌。
英國年復一年羅列的受難者名單中，平凡女性Boniface，盟軍軍人Whitehead，都被視為戰爭的受難者。在反覆地悼念中，回顧多達14,700段人民記憶的片段，倫敦籠的存在仿若隱身於暗角的幽靈，銳利地直指英國記憶二次大戰的困難之處，艱難地質問著：是否，面對納粹的惡，倫敦籠內發生的情節便獲得存在的正當性？當歐陸持續描繪二次大戰惡人的臉孔之時，為何僅只映出希特勒與納粹的殘忍？
今年是二次大戰終戰70年。自年初開始，人們彷彿又重新回到1945年。隨著每一個月份的戰事進展，人們再次憶起集中營的解放、歐戰勝利紀念日與二次大戰終戰日。1945年盛夏以來，歐洲歷經了長達40年的冷戰。直至此刻，戰爭還在這塊大陸上進行著。進入後冷戰時期，隨著人權議題與戰爭記憶逐漸升溫；身為過往的惡人，德國忙著懺悔；而戰勝的英國忙著記憶流過的血，堅守屬於大英帝國的驕傲。然而，關於如何指認二次大戰中的受難者與加害者的問題，仍是歐洲各國面對二戰記憶遺緒的難題。終戰回顧至今未有所突破，這世上仍有一群人默默等待自己的傷口被看見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