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柯建銘（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
馬總統在去年除夕夜時發表談話說：「希望全民在務實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和解、朝野合作、兩岸和平」，相信唯有包容可以消弭衝突，唯有溝通才能促進民主，朝野能開啟對話。無論真心或假意，我原來非常高興馬總統能夠說出這番話；這段談話，也正是我去年為太陽花學運協調建構退場機制，在三月二十九日面見王院長時對他提出的建言。我當時對王院長說：「我們都是六十歲以上的人，過一天少一天,只能用政治餘命貢獻給這個國家作兩件事，一是朝野和解，為台灣的對抗政治作一個和平的仲裁者，二是兩岸和平，在兩岸監督條例沒有完成立法前絕不進行服貿協商，讓美國信任、中國不燥動，台灣人民放心。」王院長這麼作了，贏得了全世界的掌聲，我們共同化解了國家的憲政危機，維護了台海現狀的穩定與和平。
三一八學運退場機制得以建立，就是我與王金平院長多年來在立院所實踐的以「溝通、協調、包容、利他、尊重少數」為核心的「共識性民主」，而絕不是馬總統或某些輿論所攻擊的「黑箱密室協商」。這也是馬總統與我們最大的分歧與衝突，因為他所奉行的是贏者全拿的「多數性民主」，是以總統兼任黨主席優勢，對黨內立委動用黨紀，對國會議長及在野黨以特務治國手法，操作司法、監聽與媒體發動鬥爭，不惜撕裂社會的「對抗性民主」。從前年腥風血雨的九月政爭以來，經歷太陽花學運、核四封存抗爭、監察院同意權行使乃至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這樣的價值之爭不斷出現在由我與王院長所主導的立院議事協商與當時馬金江所主導的行政體系衝突上，九月政爭所揭示與開啟的，正是這樣的價值與制度之爭。
最近國民黨新任主席朱立倫先生對王院長的黨籍官司案發表了終止訴訟裁決，這只是繼司法之後，在政治上還給王院長應有的公道。同樣的，去年八月十三日台北地檢署以查無關說實據,簽結了馬總統利用黃世銘檢察總長以特偵組所獲取的非法監聽資料，栽贓指控王院長為我關說司法的案件；而在我控告以及北檢起訴黃世銘非法監聽以及洩密予馬總統行為後，歷經一審與二審黃世銘均被判決有罪，馬總統只是因為總統壑免權而免於追訴，在他卸任之後將逃不過該有的共犯罪刑與責任。這樣的司法簽結與判決難道不是已經證實沒有所謂「關說案」?然而馬總統仍然發表聲明繼續追殺，執迷不悟，執著於他所自以為是的大是大非。當總統仍然持續對抗國會議長，即便是國民黨內家務事,就仍然還是憲政衝突，如何有可能所謂的朝野和解出現?再度見證了他的除夕談話只是欺騙與謊言，宣告了馬總統終將為歷史所唾棄的終極命運。
荷蘭政治學者李帕特提出了多數性民主與共識性民主的分類，認為前者架構在以中央集權、兩黨制、國家主權完整之上，極易造成多數統治而犧牲少數族群利益，甚至造成社會撕裂的離心式政治。而後者也稱為協和式民主，在語言、族群、宗教存在分歧的複式社會，必須避免多數決而以協商尋求共識，在荷蘭、比利時等國獲得良好的實踐，而這有賴於政治菁英群體間的合作與信任。台灣不但國家認同分歧，尚有威權專制的遺緒殘留，籃綠對抗成為扁馬二位總統任內的歷史與動員主軸，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難道不是人民渴望終結籃綠對立?期待國家不再撕裂與紛擾?
我們必需自問何以政黨政治與代議政治被污名化?古典政治菁英不被信任?台灣民主化二十年來，恰恰好是政治菁英的失職，只求動員群眾與民粹扞衛其所自以為是的權力，而非為人民解決問題，為社會平息紛爭，為國家尋求共識，如今在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新科技推波助瀾下，台灣的新興民主只能更加眾聲喧嘩而不易凝聚共識，這是對歷史的反撲與提問，朝野政治菁英都有責任自我檢討並回應這樣的質疑，共識性民主的實踐將有待進一步開拓與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