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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侯孟秀（地理眼社群編輯）
在《城市的勝利》裡，Edward Glaeser 提到跨文化的溝通總是複雜的，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於背景知識的差異或思想的跳躍，在既有的觀念與知識脈絡下，面對來自完全不同的社會思想時常抓不到線索，而城市讓人們面對面互動可化解文化間溝通造成的誤解。城市自古以來皆是文化間溝通的處所，城市裡的群聚促成了跨文化的連結。城市工作種類的多樣性可使人們瞭解到自己適合什麼工作。於是，許多城市出現了貧民窟與中國城，接收了來自鄉村、遠渡重洋尋求發展機會的農民與華人。
Glaeser 認為貧民窟對於都市是有益的，即使貧民窟是城市貧困中最悲慘的例子，卻仍比不上鄉村地區的「惡劣情況」，城市貧民窟的剝奪感比起鄉村較低。儘管貧民窟的生活慘不忍睹，他還是為窮人與整個國家提供一條通往繁榮的路，城市的貧民窟常可以充當成為中產階級的跳板。他進一步說道，數量龐大的農民移入會對城市基礎建設帶來壓力，新移民從完全沒有基礎設施，進展到可以享受合宜的運輸與公用事業，但若為了讓城市基礎設施保持高品質，因而不讓人們享受基礎設施，豈非捨本逐末。是故應加強投資城市基礎建設以讓更多人使用。傳統上城市花在貧民窟的心力總比鄉村貧困問題來的多，但如果政府在城市而非鄉村提供醫療與教育，那麼這樣的服務將會吸引更多窮人到城市地區，想改善單一城市的貧窮標準只會適得其反，最終反而提高城市內的貧窮水準。
Glaeser 提出政府對於貧民窟的施政迷思著實令我感到驚奇，長久以來政府對於都市貧民窟的重視相對於鄉村建設的忽視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治標不治本」是許多治理上的通病，若無法釜底抽薪，那麼貧民窟議題將無從找到可能的曙光。而Glaeser 提到都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權問題，讓我想到文化地理學課程，在「種族與帝國」主題中曾談過的，都市的開放空間某種程度上並不被人們認為等同於公共空間，例如洛杉磯因遊民露宿於公園，使得人們因為刻板印象而不敢接近使用公園，洛杉磯政府進而將公園裡的長椅改成不適宜久坐的拱形椅子。然而，所謂的遊民難道不是城市的市民嗎？市民本該享有城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權利，為什麼在這個例子中他們被排除在外呢？這是很弔詭的。另外，中國城一直以來都被西方國家視為非白人、非基督教、野蠻、髒亂、賭窟、賣淫、鴉片和非道德性的地方，而這樣西方人對於中國城的想像也被連結到中國，甚至是整個亞洲都被蒙上這樣的負面觀感，以加拿大為例，種族的標籤讓加拿大禁止中國移民遷入長達25年之久[1]。
町村敬志與西澤晃彥（2012）[2] 認為接觸地帶是地理、歷史相互遠隔的人們被迫相遇共存的地方，異族的人群間透過彼此的直接接觸而進行多元交錯互動，經由彼此的多元交錯互動，也隨之即興改變自己。在中國城這樣的一個西方與東方文化交接處，即是一個接觸地帶，雙方都會受到彼此的影響，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加拿大中國移民的賭博與吸食鴉片風氣盛行，隨後整個溫哥華賭博現象廣泛出現、非中國城區的鴉片使用量大增（雖然西方人認為中國城嚴重威脅到西方的文明生活）。而台中市火車站周邊的第一廣場，為著名的外籍移工聚集地，每到假日，這裡總會擠滿男男女女的移工，於是出現了一些販賣南洋食品、服飾、電話卡的商家，以斗大的越南文或泰文寫成的招牌懸掛於人來人往的街道上，城市地景隨著這些勞工的聚集而有了改變。第一廣場也是一個接觸地帶，台中市民與外籍勞工會受到彼此的影響而有了改變，例如台中市民可能會到周邊的店家購買南洋食材，而外籍移工則會學習台灣人打理裝扮。接觸地帶不斷地生成混雜的文化，這種即興與混雜，使得城市具有開放的性格。（更多書評請見地理眼網站）
註解
[1] Anderson, K. J. (1987). The idea of Chinatown: The power of place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making of a racial categ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7(4), 580-598.
[2] 町村敬志、西澤晃彥(2012)。第10章: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都市／關於相遇的問題 (蘇碩斌譯)。載於都市的社會學:社會顯露表象的時刻。（頁251-292）。台北：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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