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訓民（國政基金會憲政法治組顧問）
國家安全會議(以下簡稱國安會)的秘書長連續督導、訪察警政署、海巡署後，引發違憲濫權的質疑，媒體似乎一面倒的認為，其行為首開惡例，侵犯國安局職權，不能以幕僚長的地位，視察情治機構等語。 但我們拉大視野，提高深度，真實探討總統需要什麼樣的資訊，才可以在變幻莫測的國內外情勢中，做出正確的判斷，擺脫法匠的窠臼，改變觀念，只要經總統授權信任，該秘書長是必須這麼做的。
暫時擺開述說國安會的成立歷史，就以最近的事件而言，前總統陳水扁主政下的三一九槍擊發生後，在正副總統均缺席之情形下，由彼時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迅即召開「國安機制」的高層會議，進行危機處理，已凸顯該秘書長的重要性及幕僚掌長的地位；又公元 2010 年發生北韓擊沈南韓天安艦事件，當時出國在外的馬英九總統召集隨行的外交部部長與國安會秘書長，進行小型國家安全會議，迅速解決問題。該兩項會議明顯機動且有效率，均與《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所稱之國家安全「會議」，已有相當差距。
近年正式的國家安全會議，可詳見針對於菲律賓公務船槍擊「廣大興28號」漁船，造成漁民一人死亡、漁船嚴重受損的重大事件，馬總統在2013年5月11日會中裁示四項嚴正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將採取更嚴厲的實質手段，該晚出席國安高層會議的首長，除彼時的國安會秘書長袁健生以外、尚有副總統、行政院院長、及其他依《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4條第1、2、3款規定應出席的人員，但依據總統府5月11日新聞稿顯示，是日該會議國家安全局局長似未出席。
以故，依據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二條規定，該局隸屬於國安會，並對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軍事情保局、海巡署、警政署、移民署、調查局等負統合指導、協調、支援之責，則由國安會秘書長，負責該指導、協調、支援的內容，對總統負責，不僅是法律上當然的解釋，也符合上述執行的慣例。所以，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六條後段規定，「秘書長…指揮監督所屬職員」，並非狹隘解釋國安會秘書長，僅有該項權力，而是承接「承總統之命，依據國家安全會議之決議，處理會務」。該國家安全會議決議就是各個情治單位，必須協調、支援才可達成者。於此，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當然成為總統在國家安全領域內的幕僚長，其餘副秘書長、諮詢委員間、秘書處職員等，其上下長官部屬關係，依該第六條規定，從此據以確定。
當國安局蒐集海內外情資，經判斷、篩選、研析後，送給總統做決策參考，自屬有用的資料，但為進一步確保正確，有效率的資訊，國安會秘書長介入，自屬責無旁貸。台灣已進入民主自由法治國，民選的總統，可能四年換一次，政黨輪流執政。為做出正確的抉擇，對外必須掌握美國因素、大陸因素；對內尚需平衡強勢部會，處理可能發生的衝突，在民選總統制及文人主政下，國安會的功能自不能做小了，否則如何提供可遵循的政策方針。
國安會秘書長，早該具有類似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顧問的功能，其地位超然獨立，就是提供總統正確資料，解決問題與危機的最信任幕僚長。例如，歐巴馬總統的首任顧問係 James L.Jones將軍，其曾為美國駐歐聯軍統帥，但無法有效容入國安團隊，其後的Tom E. Donillon，及現任的Susan E. Rice 均為文人或智庫學者出身，而被譽為全球最有權力女人的Condoleezza Rice，係小布希總統主政下接替Samuel Berger的不二人選，她曾為政治外交學者。以故，我國的國安會秘書長，與美國相似度極大，接近總統核心，與國家安全部會首長不僅有統合、協調，更有競爭表現的關係，這才是台灣長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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