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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威:沒有成為西方的現代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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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在上海參加第三屆亞洲家族治療會議,除了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等地也都有不少人參加。現任的主席是日本的田村毅,家族治療師兼精神科醫師,現在則是離開醫院和大學專門從事心理工作。田村毅在會議上提出亞洲人的家庭關係是一輩子的,個人長大以後的離開家可能只是暫時或有限的離開,而不是西方心理學或心理治療對個人的生命發展所提出來的看法,認為個人要完全從家庭分化出來才是健康的。從這樣的觀點,田村毅認為可以去解釋這數十年來亞洲地區新發展出來的一些社會現象,包括繭居和拒學行為等等。在西方的社會裡,小孩長大以後如果依然功能不足,離家的時間到了還是自然會離開家,只不過是成為街頭的流浪漢而已。然而在東亞的這些國家裡,小孩長大社會功能還是不足的話,家庭是更不會放棄他們的,他們成為家裡的流浪漢,也就是繭居族。東亞這些國家普遍都經歷了經濟的成長和發展,以及現代化的洗禮。然而,過去以為隨著這些變化就會為我們社會帶來西方化的文化,以及個人主義將會普遍地取代傳統的集體主義;現在卻證明這一切並沒有徹底的西方化。我們也許沒有像過去那麼傳統,但也沒有出現預期的個人主義文化。如果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在我們經濟起飛的時候,很多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思想和社會制度也都引進來了。這樣以個人主義的發生為前提的社會想像,不只是在心理學和心理治療這個領域,可能在我們的公共建設和社會政策裡,甚至連我們最自豪的民主和法律制度都是如此。當我去投下神聖的一票時,是為什麼做下這樣的選擇?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有一個假設,也就是每個人在那一刻是可以擺脫所有關係和預設立場來做獨立的判斷。然而,我是因為覺得這個人較好(個人的獨立判斷),還是因為這個人跟我有某些關係(他是我的同鄉、同校校友、我叔叔的媳婦的誰)?選總統也許我會考慮自己的獨立判斷;但如果是選里長或市議員,我可能是會考慮後者的。這樣一來,關係多的人就會贏得選舉,而不是想像中那樣是真的選賢與能。在社會政策的設定,這情形更是問題多多。這30年來台灣通過許多社會福利有關的政策和法案,絕大多數都是以個人為想像的對象,而不是與現實生活中的事實(也就是關係、集體或家庭)為假設的互動對象。這次會議裡,遇到韓國幾個在他們國家相當活躍的家族治療師。韓國在他們的推動之下,通過了《家庭健康促進法》,韓國政府因此在社區開始設立家庭心理健康中心,取代了原先以個人為服務對象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選擇已經設立的1000多個了。究竟我們的社會要怎樣才能更美好?也許,在中產階級階層裡是有一個相當成熟的個人主義思想,以個人為前提的各種西方的制度和法案,都還是相當適合的。但是在我們的社會裡,離開了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還有更廣大的社會群體存在著。如何為這樣的群體想像出更好的未來呢?也許,我們是應該回頭反思這30年來所走的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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