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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印刷就是開放出版

憂心言論自由因服貿開放遭受箝制,大學傳播相關科系共同發起的「反對服貿開放廣告服務業與印刷業」連署,台大新研所所長洪貞玲(右起)、前國策顧問郝明義、前NCC委員鍾起惠、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胡元輝世新大學新聞系客座教授翁秀琪等人召開記者會,表達反服貿訴求。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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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 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作為一個台灣的文字工作與學術工作者,面對當前的服貿爭議,最想說的一句話就是:印刷就是出版,而沒有出版自由,就沒有思想自由。關於這個問題需要優先被處理的議題是:印刷與出版到底有沒有可能被切割成兩個獨立區塊,還是彼此關係密切、相互連動?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看看中國對於印刷業的產業結構管理,其最高指導原則,乃是「兩條腿走路,一條鞭管理」。什麼叫兩條腿走路?中國在1949年以後,針對國內各種大小、良莠不齊的印刷產業,開始進行「公私合營」的政策,並同時創設大型的國營印刷廠。而不論是國營印刷業或公私合營印刷業的兩條路線,最終都指向從出版、印刷、發行、零售的整合與一條鞭管理,亦即郝明義先生所謂的「四頭一身」。即使到了當代,印刷業在中國仍屬「特種行業」,要成立印刷廠,必須先向公安部門申請,經核准後取得特種行業許可證,「不得印刷國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品和非出版單位出版的出版品」,故其所印刷的每一本書都必須要有核發的「書刊准印證」。目前中國並沒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可言。馬克思在1842年就大聲疾呼,「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夢幻泡影。」中國對出版、印刷、發行、零售的一條鞭管理,顯然是打著馬克思反馬克思。而生長在台灣的我們,對戒嚴時期國家機器對書刊的政治掌控與介入,當記憶猶新,雖說當前台灣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多分屬不同的企業體,但一旦開放中國印刷業來台經營,其技術實力、資本規模與背後一條鞭的政治操作,不可能不對台灣出版業造成衝擊,而連帶影響的乃是台灣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思想自由賴以為生的「物質基礎」。而當前台灣文化界的回應基本有三。第一種是「來了再說」的心態,表示台灣的出版產業健全,不相信台灣經過這麼多年打拼出來的出版自由與文化活力,會僅僅因為開放中國印刷業就兵敗如山倒。第二種則是「來了再審」的心態,如同文化部信誓旦旦地強調將有「投審會」把關,雖說台灣政府在把各種把關上的表現從來沒有及格過。第三種則是「早就已經來了」的心態,中國資本對台灣文化產業與媒體的滲透,或猶抱琵琶,或明目張膽,或借殼上市,不管有沒有服貿的相關條例簽訂,怎麼擋都早已擋不住了。我曾經也屬這群消極絕望的文化工作者,但太陽花學運所帶來的熱情與力量,讓我們願意轉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台灣正在經歷的變革,哪怕只是一個服務貿易的談判條文,我們都要求逐條把關來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台灣出版、印刷、發行、零售「一頭一身」的中小企業,面對中國「四頭一身」的出版大怪獸,問題不在打不打得贏(自由市場競爭),問題也不在於反中恐中或反全球化,問題在於我們是否對台灣文化主體性與多樣性有所堅持。如果目前的不對等條約,讓中國的印刷業可以來台灣印書印雜誌,而台灣的印刷業只能去中國印包裝紙等(若無「書刊准印證」),那我們就必須積極主張中國的印刷業來台也只能印包裝紙或非書刊的「特種印刷」(如金屬印刷、紡織品印刷、塑料印刷等)。如果台灣的經貿官員只能推諉「書刊准印證」乃「非關稅障礙」,那文化部就該積極搶回「文化例外」的界定權與主導權,而非被這群只懂經濟、不懂文化的經貿官員牽著鼻子走。如果在接下來先立法再逐條審查的過程中,若文化部不能參照法、南韓等國文化部捍衛文化主體性的豐富經驗,不能將「文化例外」說清楚講明白,那便是文化部的瀆職。在台灣印刷不是出版,出版不是印刷,但在中國一條鞭的政治掌控之下,印刷就是出版,出版就是印刷。面對中國的崛起,當前台灣文化界、思想界與學術界唯一僅存的優勢,便是我們的頭上沒有思想控制的緊箍咒。服貿只是冰山的一角,但如果我們連思想自由的物質基礎都守不住,台灣將無任何優勢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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