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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保護婦女之名 行父權控制之實(陳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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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人物的感情生活經常成為大眾窺探的對象,而媒體對於名人的採訪報導行為,也時而挑戰新聞自由與隱私保障的界限。在大法官針對媒體採訪名模孫正華而遭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開罰的釋憲案召開言詞辯論之後,各界都在引領觀望,大法官將會如何界定新聞自由與隱私保障的範圍。然而,多數的討論卻忽略了性別問題。這不禁令人擔心,大法官的解釋是否可能助長《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保護婦女之名,而行父權控制之實?


「禁跟追」過於模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無正當理由而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三千元以下的罰鍰或申誡。依據立法院公報的紀錄,立法者的目的是禁止跟追他人之後或盯梢婦女等行為,避免妨害他人的自由行動。有些人便因此主張這個規定的目的正當,而且處罰並未過當,因此合憲。雖然內政部的資料顯示《社維法》跟追案件相當稀少,顯見該法在適用上未能達到保護婦女的目的,但也有論者認為,實效性偏低並不影響該法的合憲性,未來如果對民眾多加宣導法律常識,警方也加強執法,就可以實現立法目的。
女性的人身安全是我國《憲法》明文保障的基本人權,《憲法》增修條文並且明白揭示「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然而,以《社維法》禁止跟追的規定來保障婦女的人身安全,既不適當,也並不有效,基本上是一種保護主義思維的表現。
放眼世界,已有一些國家制訂禁止追纏騷擾(stalking)的法律,例如德國與美國。這些立法例大多明確定義追纏騷擾之危險性與侵害性,例如反覆施行、對造成被害人相當的威脅恐懼等。相較之下,我國《社維法》僅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顯然過於概括模糊不清,將不具侵害性的行為也一併納入處罰的範圍,尤其是偏離性別常軌(gender non-conforming)的行為,例如積極主動追求男性的女性、性少數的追求行為等等,都可能因為特別容易遭致社會厭惡與恐懼而成為處罰對象,因而壓抑了性別弱勢。再者,對於造成被害人恐懼而嚴重影響其生活的追纏騷擾行為,只是申誡一番、開張罰單,不足以達到制止侵犯、保護被害人的目的。因此,《社維法》禁止跟追的規定不僅違反明確性原則,也違反比例原則。

應宣告條文違憲

從性別平等的觀點出發,真正應該禁止的,不是所有跟隨他人的行為。真正該做的,也不是找警察來申誡或開罰。經驗上,追纏騷擾的被害人主要是女性。雖然我國並無相關的實證調查可供參考,但以美國為例,美國司法部於1998與2009年所做的追纏騷擾調查都顯示女性是主要的被害人,而從立法史觀之,美國各州所制訂的《反追纏騷擾法》(anti-stalking laws)也都與保障女性有關。基於性別的追纏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騷擾者將性別弱勢的被害人置於其控制之下,使她處於不自由、被支配與貶抑的位置,所侵害的不只是人身安全與自由,也貶抑了平等的公民身分。這種追纏騷擾行為才是國家法律應該加以管制的對象。
而且,在一個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中,權力控制往往運用現實上的不平等關係,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追纏騷擾時,也不宜使用「客觀一般人」標準,而應該與性騷擾一般,適用「具有性別政治敏感度的合理女性」標準。最後,如果要有效地保護追纏騷擾的被害人,就應該經由法院介入,提供民事保護令的制度。我國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已經有關於追蹤與騷擾的禁止規定,不僅定義相對明確,也有民事保護令的制度,但是適用的範圍僅限於家庭成員。因此,如果大法官與立法者想要實踐《憲法》保障女性人身安全的要求,就應該宣告《社維法》該條規定違憲,並且思考如何明確界定追纏騷擾的行為,擴大《家暴法》的保護範圍,而不是讓女人繼續懇求警察無效的保護,強化警察國家的父權控制。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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