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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歧視幫了誰─從一個小生命逝去談起(江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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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當大部分人在歡度假期時,發生一起小生命默默消逝的不幸事件,一個母親因男友入監,自己仍在坐月子又獨自照顧兩名幼兒,因照顧不周而造成長子被餓死。受刑人子女對社會來說,背負著原罪,新聞一出,網路稀少的討論多為負向評價,甚至有人認為:「受刑人自己做錯事,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國家去照顧他們的孩子?」


社會歧視氛圍下,我們經常遇到不少受刑人家庭在遭遇事件後,極力隱瞞周遭的親友、家內的孩子甚至對外的福利資源,但無論是學校、鄰里長或社福資源單位,都需要有人轉介通報或主動求助才能接觸到這些家庭,受刑人家庭的自我束縛,以致他們失去了初期受到關懷協助、重建的可能性,使得在這些家庭裡生活的孩子處於更為艱困的狀態。
許多前來求助的家庭會說:他們寧願餓肚子,也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們的身分,因為不想面對被歧視或被質疑。這些家庭往往在山窮水盡,才願意伸手求援。待社工進入家庭後,許多家庭殘破不堪,要修復重建非常困難。這類家庭多數處於低社經地位的貧窮循環中,不利孩子成長。確實有在這樣缺乏養分的環境中茁壯的孩子,但現實的殘酷是,多數孩子因缺乏資源而提早夭折;或複製上一輩的貧窮循環;或走上偏差的道路難以回頭。
從許多服務過的個案,會發現受刑人家庭不願意求助的根本結構,來自於「恐懼社會歧視的眼光」,而這些恐懼卻阻礙了他們求援的意願,影響孩子能安穩生存的基本保障、更剝奪了孩子與自己所愛的受刑父母相處的權利。

連求助都舉步維艱

曾有奶奶擔心無法照顧好孫女,面對區公所櫃檯問:「妳兒子不是才30幾歲,幹嘛來申請低收入戶?」她一時語塞不願再詢問能否有其他方法協助他們;也曾有受刑人配偶不願意讓孩子知道父親的事件,孩子以為是否自己「不乖」所以爸爸不能回家,出現自殘行為,只因他想要得到答案:「爸爸究竟去了哪裡?」
社會歧視,使受刑人家屬如同受到連坐法必須忍受大眾的指指點點,雖然做錯的人不是他們,但他們也處於無形的監牢中被禁錮著。過去有太多家庭內主要照顧者入監,孩子所託非人或照顧不周的新聞層出不窮,當我們嚴厲指責這些受刑父母或家屬時,可曾想過他們可能連向外求助都舉步維艱。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條就指出,任何孩童都不應該因為他的父母是誰而受到歧視;7-9條更指出孩童有權利與父母在一起。但對受刑人子女來說,他們等同比一般弱勢更加弱勢,犯罪兩字對家屬來說是不可談的禁忌,使得社會資源難以打入家庭,也剝奪了孩子與受刑父母相處的機會。我們接觸到的家屬甚至受刑人多是愛孩子的,卻被歧視二字綑綁住,但孩子何辜?他們為何無法安穩地在家人身邊成長,必須面對歧視所間接影響的受照顧權。
換個角度從結構層面思考,是否能有更廣闊寬容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事件?如果不想再看到無辜的孩童逝去,或許從放下成見開始,讓有需要的人能夠放心地向外求助,或更主動的關懷身邊需要協助的人,避免一個悲劇的發生帶來另一個悲劇的循環。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家庭服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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